这自然有他的积极意义。
所以，我们可以说，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论，正是标志着伦理史观最后摆脱自然史观而独立的转折。这是荀子最重要的贡献，历史观借他之口而完成了自身的转变。
他在《天论》中一再强调，“治乱非天也”、“治乱非时也”，社会动乱在于人而不在于天：“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
“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这样，他进一步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但是，对于伦理中心主义来说，它的整个“功能圈”，也仍旧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苟子也只能把历史描绘为一个往复循环的过程，比孟子高明不了多少。
千岁必反，古之常也。（《赋》）
古今一度也，类不悖， 虽久同理。（《非相》）
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王制》）
就这样，他以“礼义”作规范的君臣父子之道，为“与天地同理”、“万世同久”之“大本”，在伦理等级的演绎下，连成了一个循环不已、本质不变的“环”。他的历史循环论不是从自然循环中推出，而是从伦理纲常中推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