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样的文学语境，从作为伦理学附庸的地位中解脱出来，乃是历史赋予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任务。作为19世纪末叶西方文坛上的文学主潮，自然主义被很多人看作为找到文学能赖以避开棘手的伦理选择这样一种结构所做的斗争。泰纳的实证主义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将小说的目的和方法同科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等量齐观。科学当然是没有认识的禁区可言的，因此他认为小说家可以触及任何题材——即使是最猥亵的题材，也不存在道德上被申斥为“淫书”的理由。“善与恶，就像硫酸、食糖一样，都是一种产品”，因此，在泰纳的表述中，作家、艺术家常被比作植物学家或解剖学家，他们应该像科学家研究动、植物的机体一样研究人的肉体和心理。也就是说，伦理的态度或立场并非文学家的职业态度或立场。而左拉在为自己的小说辩护时也称：“在科学领域，对伤风败俗的指责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不知道我的小说是否有伤风化，我承认自己从来也没有考虑过让这部小说多少变得清白些。”于斯曼在界定自然主义时说得更为透彻：“艺术同贞洁与否根本风马牛不相及。所谓下流的小说就是写得糟糕的小说。……写真实即是写道德。”自然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所有形而上学、意识形态观念体系对文学的统摄和控制，反对文学沦为现实政治、道德、宗教的工具。这表明，在捍卫文学作为艺术的独立性方面，与同时代的象征主义作家一样，自然主义作家与唯美主义者也是站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