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上，先生坚信马克思主义，坚信唯物论和辩证法是指导历史研究最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但他同时又强调应该准确地理解和解读马克思主义，不照搬教条，不拘泥成说。尤其是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历史研究的时候，更应该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特点，用中国的史料说话，反对削足适履、断章取义。
在中编所选入的其他文章中，如《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的起源》等，都是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典范之作。在这些文章中，先生既坚持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同时又根据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如在讨论中国古代城市的性质问题时，先生指出：“我的不成熟的意见，认为中国古代的城市是兼有两种性质（古典的古代、亚细亚的历史）而又近乎古典的古代的。……我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具有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一些古代东方社会的特征，但中国社会又和古代埃及、印度、近东的古代国家有所不同。”在谈到古代东方社会时，先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古代东方社会的许多特点，在古代中国社会中都是存在的，而且对中国历史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但中国社会又不完全如此。”这些阐述，是先生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