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项原理之中。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个“机体”要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来维系，而且它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由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两个“元素”化合而成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一个前提、任何一个部分、任何一项原理、任何一个论断、任何一个命题，都不可能只有唯物主义或者只有辩证法（当然这并不妨碍它侧重于某一方面）；如果只有一面，那就可以断定，它不是或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
既然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是一个普遍的原则，那么它就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宇宙观、世界观，也是它的自然观、历史观和思维观。同旧哲学相比较，其中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统一，具有特殊的意义。
把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统一起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史上，不少思想家在社会历史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辩证法的观点和唯物主义因素，但对社会作系统的唯物的解释的哲学是根本没有的。唯心主义者当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旧唯物主义者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有的唯物主义者曾经企图唯物地解释某些社会现象，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例如中国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就认为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是由生活环境决定的。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者以及继承了他们唯物主义学说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更是反复论证和宣传了这种观点。他们反对关于人的思想和行为由上帝和命运来主宰的神秘主义和宿命论，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而改变了的人则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他们看到环境（教育也是一种环境）对人的作用，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环境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他们回答说：人们先天固有的理性决定了环境，而最初懂得按理性而行动的只是少数先知先觉的人物。这实际上等于说，环境是由这些先知先觉的人物决定的，在他们看来，应该由决定环境的懂得理性并代表理性的先知先觉的人物来启发理性受了蒙蔽的多数人，来教育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群氓”，所以，他们主张要开展一场启蒙运动。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在冲破封建的、宗教的黑暗统治的斗争中，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但是用来指导这场运动的社会历史观点却是唯心主义的。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观点很具有典型意义，它使我们看到，一种在自然观上相当坚定（当然也不是很彻底）的唯物主义，一旦进入社会领域，是怎样不可避免地背叛自己，陷入了唯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