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强调的文化，却非韩愈所说的孔孟之道之“道统”，它是大概念，指中国固有文化本身。对于这一点，既是主张共和革命的革命党人，同时又是以光大国粹为己任的著名学者，一身二任的晚清国粹派，表述更具典型性。在他们看来，与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相较，文化危机才是近代中国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何者，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之亡遂告终古矣。”[7]他们提出“国学、君学对立”论，将自己一身二任的角色统一了起来：中国文化本有倡言民主共和精神的“国学”在，只是秦以后君主肆虐，主张专制主义的“君学”盛行，致令“国学”隐耀不明。为此，刘师培专门写了《中国民约精义》一书，阐发所谓中国文化中固有的民权思想。故他们主张“复兴古学”，宏扬国粹的目的，正是为了助益现实的共和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帝制。不仅如此，章太炎等人还激烈地批判儒学，是著名的反孔派。在他们看来，君主专制与儒学独尊，二者互为表里，从外部世界到内心世界，都形成了对人的束缚。其为祸之烈，即在于扼杀思想，禁锢人心，使中国学术文化的进步失去了内在的活力。故章太炎著有《订孔》，借日人远藤隆吉的话说：“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国粹派的文化认同，全然超越了“治统”、“道统”传统的观念，更是显而易见的。曾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曾评论说：清末“保存国粹运动”，其中许多支持者多是革命党人，“这个事实可注意之点是，它表明反满的革命虽然是受西方共和理想的鼓舞而发动的民族自觉运动，但它还没有摆脱文化保守主义的情绪，”[8]“西方共和理想的鼓舞”可以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情绪”，即认同中国固有文化的情结相融合，若将此言作正面和积极的理解，它恰进一步印证了上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