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 《我们》又特别关心理性与人的自然本性冲突的问题。李明滨等指出:“如何恢复人类的自然本性, 消除人与大自然的隔绝, 这一永恒主题始终是作家关注的焦点。扎米亚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 纯理性主义乃是人类天性的敌人。他信仰‘非理性的杰出人物能穿透一切坚固的阻碍成长起来’, 他认为‘自发的、本性的精神力量是永不干涸的, 它们不断充实人类生理的桎梏、僵死的程式。’今天被动荡之力摧毁了绿色大墙的土地上, 将会汇集起一股汹涌的波涛, 明天僵硬的理性会在新生活面前后退。”马克·斯洛宁也谈道:“扎米亚京在《我们》里, 再次强调机械理性主义同生活的自然属性的冲突。这是他的主要题材之一:一个自然的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和能力, 他具有强烈的想象力和求知欲, 它必然要同教条、机器人和监狱的建造者以及人为的清规戒律发生冲突。”
此外, 《我们》还表现了与此相关的一些社会性主题, 如群体陶醉。人一方面追求自我, 另一方面甚至更乐于放弃自我, 不再承担责任, 而消融、沉浸在群体之中:“当你看到自己是一个强大的统一体的组成部分时, 你会感到振奋。整齐划一的手势、弯腰、转身——多么准确的美啊。”又如专制统治者的愚民术——剥夺自由:“自由和犯罪紧密不可分地相联系着……人的自由等于零, 那么他就不会去犯罪。这是很明白的。要使人不去犯罪, 唯一的办法, 就是把人从自由中解放出来……”因此, 薛君智指出:“维护和保卫与极权主义相抗衡的人道主义、个性自由、人性完美——这就是扎米亚京通过他的反乌托邦小说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