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读大学的时候，陶行知就认定，中国误就误在伪教育造就的伪君子身上：“天下非真小人之为患，伪君子之为患耳。真小人，人得而知之，人得而避之，并得而去之。伪君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而处心积虑，设阱伏机，则桀纣也……综天下而论，伪君子惟吾国为最多；统古今而论，伪君子惟今世为最盛。吾国之贫，贫于此也；吾国之弱，弱于此也；吾国多外患，患于此也；吾国多内乱，乱于此也。”[2]后来，他进而把伪君子引申为“伪知识阶级”，认为伪知识阶级是特殊权势阶层，其总代表是皇帝，为了他们的特殊利益，通过“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迷惑，故意把人引向歧途。[3]
问题的症结在教育，问题的出路也在教育，“我们现在处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之中，应该造成一个新国家，这新国家就是富而强的共和国。怎样能够造成这新国家呢？固然要有好的领袖去引导平民，使他们富，使他们强，使他们和衷共济；但是虽有好的领袖，而一般平民不晓得哪个领袖是好的，哪个领袖是不好的，也是枉然。所以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国民教育，拿来引导他们，造就他们，使他们晓得怎样才能做成一个共和的国民，适合于现在的世界。”[4]他坚信可以通过改造教育改造社会、改造人心。教育的罪过在于使人成伪，教育的真谛则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不仅教人如此，做人也是如此，“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他所开展的教育改革运动中，从晓庄师范到山海工学团，再到重庆育才学校，他始终坚持学习与做人的统一，坚持知识教育与人格教育的统一。陶行知把它概括为“教学做合一”的原则：“教学做合一是本校的校训，我们学校的基础就是立在这五个字上，再也没有一件事比明了这五个字还重要了……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