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社会各种关系的处理和调节，“工学团”以此为条件，自身也求得了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它又与周围的社会环境发生了矛盾关系。这样不断地出现矛盾，不断地解决矛盾，在这种全面展开的生活实践中，“工学团”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有目的的发展机制。
这时，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大众”每个人的力量不是埋没在“集团”之中，可以说“集团”和“个人”是被看作合二为一的整体。一般认为，这种认识论为后来陶行知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的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晓庄师范时代，在“生活”中心论这个统一的世界观，与此相适应，在“工学团”内部，各成员之间相互平等，形成了以“生活”为纽带的结合，即以相互联系为基本方式的组织论，这表明“工学团”具有一种承认“大众”各种生存价值，实现大众联合的可能性。
（三）自立的理论
如上所述，“工学团”作为一个组织“生活”，安排“生活”的集团，它的构成是以理论指导为基础的。但是，当它在进行实践的过程中，也会与原来的设想产生很大的距离。在“工学团”运动的据点——山海工学团的讨论会上，陶行知和其他同志进行了这样的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