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 年11 月，李立三回到上海，化名肖伯山，以古董商的身份租了一处房子，开始了地下党的领导工作。1930 年“中原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共产国际打算利用这次战争在全国建立红色政权，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周恩来为此前往苏联，带去红军详细资料，与共产国际进行讨论，李立三得以出任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在党中央负起主要领导责任。
当时工农红军已经发展到10 万多人，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大小不等的十几块。而新军阀之间的混战，也使南京政府发生了统治危机。在此情况下，李立三以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而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关于世界革命高潮正在生长、中国民族危机和革命高涨的论断，尤其一再强调右倾是主要危险倾向，一再强调开展反右倾的斗争，为李立三“左”倾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加上中共六大在政治决议案中仍然认为“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的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要求“宣传全国范围内武装暴动以准备新的高潮”，也就是说，六大并未完全接受失败教训，并没有完全清算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这一切都为此后的“立三路线”奠定了基础。
总书记向忠发也认为：“中共六大强调的反对盲动主义的任务已经完结，中国党的盲动主义客观上已经失去基础，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消灭右倾危险了。”尽管在理论方面、在绘制未来革命蓝图方面向忠发比李立三大为逊色，但对革命前景的过度乐观与狂热、在过高估计革命力量方面于李立三有过之而无不及。向忠发的观点，毫无疑问地推动了“立三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