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内民族研究风气的鼓动下，1946年夏，川大学生组成了边疆研究学会，会员有50余人，下设藏、苗傜、猓玀、蒙回四组。学会“有鉴于以往边疆工作人员之失败教训，深知学术之研讨、技能之学习、语言之训练，异常重要”，自始即致力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及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邀请学者讲授有关知识，在学校开设藏文班，举办边区文物展等，做了充分的学术准备，并拟于1949年春组织松潘考察。[84]考虑到时局变动，这次考察很可能无疾而终。不过，该学会的知识准备显然已具一定的学术素养，反映了此一时期川大人类学、民族学教学和研究的水平。
实地调查固然是民族研究的重要途径，但如果缺乏历史变化的眼光，也不免流于表面。川大学者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注意从历史角度，结合文献记载综合考察民族流变。如冯汉骥的《松理茂汶羌族考察杂记》一文，即是将实地考察资料“结合古代文献记载的有关历史情况”写成。[85]任乃强对康藏民族和地理的考察也表现出这一特点，如研究西康民族之由来，即将新旧两《唐书》、西藏文献和自己的实地考察结合起来。[86]有些学者的民族史研究虽然主要立足于文字材料，但也很注意与民族学资料互证。如徐中舒1944年所写《结绳遗俗考》，除了古文献、古文字证据外，又列举当时广西瑶民和四川地区的一些事例，作为证据和比较对象。[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