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最近一次由娜塔莉·福斯特主持的小组讨论上，温格以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laska Permanent Fund）为例，认为每月收入1000美元，其花费占美国GDP的比例不到20%。除了激励效应，显然获得基本收入的关键挑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特别是如何启动基金。
与此同时，有先例表明，将市场纳入的妥协方案并不是一个坏主意。例如，由于企业养老金计划在美国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减少，退休储蓄401（k）计划及相关保障计划已经发展起来以补充退休计划。这些代表了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伙伴关系——个人将每月收入的一部分存放起来，企业补充一部分，然后政府提供税收减免。我不是说401（k）计划就会解决每个人的退休问题，只是说这些计划代表了一个在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模型，一个对雇主提供福利的替代选择。我们可以寻求在保障体系的其他区域内创建起类似的结构。
参议员华纳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混合模型，即“时间”银行，通过它将创立为多个平台工作的劳动者提供福利的底层基础设施。正如华纳描述的，它“被建筑行业使用了60年，管理一系列承包人成员的福利。它也可以部分是由消费者驱动的——允许消费者指定一部分款项进入一个资助劳动者的基金”。Turo创始人之一谢尔比·克拉克（Shelby Clark），同时也是Peers.org截至2015年的执行董事，他提出这样一个模型需要有三个特点：自由选择（劳动者可以脱离雇主独立选择福利）、创新性福利（一个保障体系适合在多个平台工作的人们的现实需求）和灵活支付方式（让劳动者和一个或多个“雇主”共同分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