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人反抗过吗？”
“也许有，但是不多。”谢维克说。
“那么，每个人都很辛勤地工作吗？”奥伊伊的妻子问道，“如果有人不愿意合作，那会怎样？”
“呃，那他就不停地搬家。你知道，别人会嫌恶他的。他们会取笑他，或者对他很不客气，甚至痛打他；在那些小公社，大家也许会一致同意将他清除出食堂的就餐名单，这样他就得自己一个人做饭吃饭；那是一个极大的耻辱。于是他继续搬家，到另一个地方待一段时间，接着也许又得换一个地方。有的人一生就是这么度过的。我们称那种人为那曲尼比。我也算是一个那曲尼比，因为我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来到了这里，而且比其他人都要走得更远。”
谢维克的声音很平淡；如果说他的话语中有辛酸，孩子们是听不出来的，对大人们来说也是难以名状的。不过，在他说完之后，席间还是出现了片刻的静默。
“我不知道这里是谁在做这些脏活。”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在做。真是奇怪。是谁在做呢？他们为什么要做呢？是能得到更高的报酬吗？”
“如果工作很危险，有时候报酬是会高一些。如果仅仅是下等的工作，酬劳只会更少。”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做呢？”
“因为收入低总好过没收入。”奥伊伊说，他话语中的辛酸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妻子不安地开口想要转换话题，他却继续往下说开了，“我的祖父是一个门房，在一家旅馆干了五十年，擦地，换脏床单。每天工作十小时，每周六天。他必须做这个工作，这样他和家里人才能吃上饭。”奥伊伊突然打住了，瞟了一眼谢维克，脸上又出现了惯有的那种偷偷摸摸、缺乏信任的表情，接着又看了看自己的妻子，神色近乎挑衅。他妻子没有看他，只是笑了笑，用一种不安的孩子气的声音说道：“迪麦里的父亲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士，在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名下有四家公司。”她的微笑中带着痛苦，黝黑纤细的双手紧紧地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