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角度讲，即便救济善会从事的是善举，仍不免要处处谨慎小心，还要多方寻求保护，而这又反证了当时京津地区之环境险恶。《救济日记》中记载了陆树藩的两次遇险经历：一次是九月六日，陆树藩与陈季同坐东洋车过海大道，“遇德兵一队，欲夺予及敬如所坐之东洋车。予即下车相让，敬如不肯，与之争论，拔刀相向，遂与敬如步行至南门外，适有二把手小车，不得已以五角洋雇坐。与敬如相对谈心，黑夜沿城行走，危险殊甚”。[156]另一次是九月二十日，陆树藩本与美国红十字会约同赴京，但因美船“用小火轮拖带，我船追赶不及”，只得上岸。“天已昏黑，路遇德国醉兵一队，先将翻译雍俊卿之帽攫去。予手提外国皮带，所藏银钞现洋甚伙。醉兵见予西人装束，直目屡视，不敢相近。只得硬着头皮向前行走，然心中甚为惊惧。忽见有日本巡捕房，随即入内备述情形，承派兵两名护送至针市街寓内。”[157]陆树藩在《救济日记》中还记载了一名救济善会办事人员的遭遇：“同人钱蔚芝出城访友，归来已晚。行至大栅栏，遇德兵五人，将其身藏银洋悉数收去，并夺去马褂一件，不敢与争，遂在城外借宿。”[158]当时已是十月一日，中国人在夜晚行走仍随时都有危险，而这些危险基本上都来自于洋兵。